网站小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根据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稿整理而成，一九二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先生试图通过这本小书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全新的总结和评价，继而结合西方史学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开创新局面。另一方面，该书是梁先生自己史学研究的回顾，书中介绍了很多他个人的治学经验，对于广大历史初学者非常有用。
全书分为自序、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共七个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最后一章，该章通过对史迹论述，引用大量史实，系统介绍了作者关于“通史”的思想，可谓卒章显志。出于时代的限制，该书行文半文半白，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阅读起来有些不便。
该书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 观点犀利，分析深入。梁启超先生作为近代著名政治家，亲身参与了戊戌变法运动，对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会深刻，在接受了西方的现代科学后，认识到我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因此，他对我国传统史学有着更加深入的认识。传统史学以政治人物和重大事件为主，就是所谓的“帝王将相家谱”。在该书的开篇，作者就提出了新的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作者强调的“赓续活动”、“总成绩”、“因果关系”，都是要说明史学研究必须广博通达，从传统“治人和治于人”的阶级性中摆脱出来，成为真正面向广大民众的大众史学。史学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以往的研究，使国民认识到现在与过去的联系，继而对将来的生活有所帮助。另外，传统的史家往往受到“正统史观”和“统治需要”的限制，对于很多重大事件不去记述或予以修改，这又使传统史学背离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在第一章的结尾，梁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史研究的问题，给以后的新史学研究指出了方向。
二、 根据问题，例举史实。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梁先生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史实，充分论证。为了系统介绍中国的传统史学，作者先后列举了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政事通、政制通、史评等几乎所有史学体裁的发展过程，并指出这些庞大的史籍文库正是中国史学的根基所在。为了说明“史学改造”的过程，作者同样一一列举，不厌其烦，引用了《尚书》、《左传》、二十五史、三通、《日知录》等大量文献，互相参考，互为补充，目的仍在于强调专门史与普遍史的联系，“博”才能“专”。从这一点也可以得知，梁先生并不是一味地“好今非古”，他对传统史学并没有完全抛弃，只是要通过新的方法扩展它原有的研究途径。
三、 结合自身，寓教于述。前文已经提过，本书的底稿是梁先生在大学的演讲，出于演讲的目的，梁先生在书中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治学经历，使自己的演讲更具有教育性，适合广大学生接受。为了说明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从自身研究出发，现身说法。作者亲身经历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的见证人，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所著的《戊戌变法记》一定是全面真实的史料，因为人的主观性无法避免，从这一点可以认识到不同史料互相佐证的必要性。为了研究蜀地的历史，作者曾翻阅史料，但《三国志》只记载诸葛亮南征事二十字，后来找到《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从这里又可以认识到广泛阅读史料的重要性。作者曾与朋友谈及徐霞客，自认为其到过西藏，并以《徐霞客墓铭文》为证，但朋友举出《徐霞客游记》，证实徐虽有志游藏，但终未成行，梁先生因此自省阅读的粗心，这对其他学者也是教训。作者考证玄奘留学年数，先从矛盾之处入手，奘留学十七年，归国为贞观十九年正月，问题在于他究竟哪一年离开长安？作者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比对，认为最少需十六年有半，形成玄奘贞观元年出游的假说，再征诸史籍。据《续高僧传》曰：“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另据《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太宗》曰：“贞观元年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认定贞观二年也有出游的可能。最后根据玄奘出游途中所遇人物西突厥可汗叶护，推翻了贞观二年出游的可能。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曰：“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考证的详细过程一览无余，可以作为任何初学者的考证范本。
四、结合西学，史迹史观。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不能称为科学，主要原因在于对历史的认识过于狭窄，束缚了史学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提出了自己的全局史观：各个孤立的史实不能构成历史，互相联系的史迹才是真正的历史。梁先生先以“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的历史标题为例，论述了不同区域之间历史事实的联系，指出全局史观的重要性；然后引用西方的“历史人格论”、“社会心理学”等理论，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得出结论。这提醒我们，对于繁杂的历史事实，要以联系的观点来分析，推因求果，泛及全局。
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史学的认识也出现了众多新的理论，涌现了众多新史家。梁启超先生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潜心于史学二十多年，集腋成裘，最终形成十万言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从各方面来看，这本书都有着独特的意义：
一、梁先生多年史学研究的总结。书中出现了众多作者自己总结的史学方法和治学经验，这些成果都是经过多年积累才形成的。梁先生不厌其烦，多次强调，都表明他对这些经验的重视，他希望读者能从中有所收获。
二、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新认识。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世界的前列，传统史学更是辉煌异常，典籍、史书浩如烟海，并出现了纪传体通史、断代史、编年体通史、纪事本末体等多种体裁，更有系统论述史学的理论专著。但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对传统史学也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是坚持原有不变，还是全盘否定？以西学为准，还是从头再来？梁先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三、反映了中西交汇的时代大背景。梁先生在变法失败后曾经到欧美各国和日本流亡，接触到众多西方的学术思想，这些经历使他对中国史学的优劣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应该以传统史学为基础，结合西方的理论来重新阐述历史。
梁启超先生作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必然受到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影响，在该书中表现为过分夸大主要历史人物的作用，认为是这些人物决定了历史进程，忽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虽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是“帝王将相家谱”，但他也承认伟大的历史人物可以改变历史。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正是他处于近代中国新旧变革时期迫切希望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表现。
任何历史著作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的“全局史观”正是近代中国新旧交替局面的体现。鸦片战争所带来的不仅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失败，更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危机。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化，梁先生认为只有改变原有的观念才能挽救中国，“全局史观”要求中国融入世界，打破原来固步自封的自我经验，对原有文化进行有选择的整合。这种思想代表当时的主要社会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