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小编 重磅专题，立足全球视野和中国实践，展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当下全球经济新格局、新发展路径的启示。
就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人们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热”的夏天——2021年7月成为地球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这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1
从极端气候到唤醒行动
极端高温、严重干旱、洪水……今年以来，全球多地发生极端天气事件。而很显然，全社会（甚至是在最富有的国家）还远没有做好准备。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WMO）的一份新的综合报告，全球与天气相关的灾害在过去50年间增加了五倍——每天有115人死亡，造成2.02亿美元的损失。气候变化是主因之一。该报告是迄今为止对天气、水和极端气候造成的死亡率和经济损失的最全面审查。
可以说，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以极端天气事件趋强趋多为代表的全球气候变化对全球人类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可感现实。气候变化并非线性过程，一旦突破“临界点”，便可能步入恶性循环，迫切需要人类共同体加速回应这一挑战。
今年11月于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6)将是全球各国加强气候承诺的关键时机——该会议被视为自2015年《巴黎协定》以来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但国际多边合作在许多层面上存在着阻力。
“控制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并非无关紧要，但挑战在于既要面对有些人否认气候变化，又要明确哪些国家承担相应的负担。这一挑战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前提。”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位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瑞银诺贝尔视角》专栏中言到。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碳排的进程，“拖延”是最大的敌人。“我们需要更洁净的能源，我们需要排放更少的碳，”他说。“我们必须做出牺牲，现在行动，牺牲还不算巨大，但是如果一直推迟，所需的牺牲只会越来越大。认为我们可以再等一年的这种想法，很危险，原因在于如此一来，可能就是再等一年，然后又再等一年，接着是再等30年、40年。正是这种连续几十年未采取有效行动，极为危险。”让·梯若尔(Jean Tirole) 这位诺奖得主亦认同。
全球气候解决方案离不开中国，中国积极响应并开启行动。2020年9月，中国郑重向世界承诺，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是全球节能减排领域非常重要的一步，同时也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中国在”十四五”（2021-2026年）中调整绿色经济的雄心，未来几年将加速向全面绿色经济过渡。
2
中国的应对
就在10月24日，从中央层面系统规划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炉，明确了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路线图、施工图。
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而言将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无疑会对全社会各行各业带来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碳排放高的行业，但同时也会极大催化低碳行业以及传统行业的低碳转型。
配合前述《意见》，10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要求争取时间实现新能源的逐渐替代，推动能源低碳转型平稳过渡，旨在”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初步建立，让绿色生活方式成为公众自觉选择。
绿色低碳行业，以电动汽车为例。目前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在全球领先，不仅有很好的制造工艺，还供应了全球八成动力的电池产能。另外，中国在电动汽车销售和部署、电池生产以及公共充电桩供应领域也占有领先地位。随着电动车的日益普及，预计相关技术、储能、原材料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充电站）投资需求也将大幅上升。
作为实现世界碳中和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已经制定短期目标，并且在降低碳强度和能源强度以及加大可再生能源部署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中国新的2060年碳中和承诺将在未来五年内推动国内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行业的需求增长热潮。”瑞银报告认为。
除了产业端的碳中和驱动，在整个社会价值理念引导和碳相关的市场机制上，中国也在积极行动，包括推动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从投资理念延伸到企业的治理和管理中，同时还在今年7月启动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成为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工具，这也是本次顶层设计《意见》中鼓励从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的角度大力推进的方向之一。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碳排放设立控制系统也是非常重要，比如ETS和碳税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瑞银诺贝尔视角》专栏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给碳定价，就没办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原因有两个：其一，我们便是变相地激励过度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其二，较为洁净的新技术处于相对劣势，因为传统技术的产出之一（即化石燃料）未得到恰当定价，在这里甚至是负向定价。”
“我们也知道，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么做并不完整”，保罗·克鲁格曼也进一步补充：“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综合性措施，将气候变化政策与能够创造就业的基建政策结合在一起，这种做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能够达成目标。”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综合性的举措离不开政府和政策的强力保障。从中国领导人和政府的多次承诺发言以及上述顶层设计《意见》设计的路线图，可以看到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正在举起旗帜，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3
拥抱可持续投资，拥抱未来
除了上述政策和市场交易机制之外，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清洁技术等技术路径以及与此相关的绿色低碳产业也有巨大机遇。克鲁格曼亦表示，如果我们想要达成某些真正重大的目标，如试图让经济体进行碳减排，这将涉及开发各种新技术及让其达到成熟水平。
据此，按照瑞银报告分析，增加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的政策支持，将大大促进国内绿色科技产业的需求，为中国绿色科技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这也是可持续投资巨大的契机。“技术发展本身充满外部性质。正确计算碳价格可促使业界以最大的投资开发新能源技术。因此，这个情况真正需要透过公共投资来达到技术变革。”克鲁格曼认为。
碳排放和全球暖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创新的潜力将会是我们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们知道系统的作用，不指望单一因素有决定性的力量。但各方力量，如技术与金融，齐头并进，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Romer)看来，“我们现在之所以面临困难，是因为要设法利用这些可能性，”他说。“每个人努力付出、赚钱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创造出一个鼓励以无害方式赚钱的经济结构。”
可喜的是，伴随中国碳中和承诺和行动的推进，无论是从投资端引导还资产端实践，更多的“经济结构”(保罗·罗默)承担起更多环境责任，包括加大绿色投入、资源和能源的集约使用循环利用等，逐步成为趋势，甚至伴随将出台的相关减碳政策和法律，原本自愿的减排行为变成了法律义务，具有了普适性和强制性。拥抱可持续投资，在中国也将有更多的机遇和市场。
升温4度的地球“无保可投”。虽然气候变化的最终结局还未可知，但通过碳减排和碳中和转型，仍有机会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诺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我们看到这种领导者的绿色雄心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