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小编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今年9月以来，欧美天然气、动力煤、原油等能源品价格纷纷涨至历史高位，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危机持续发酵。
数据显示，欧美天然气、动力煤、原油等能源品价格，自9月起呈现“急速”上涨态势。截至10月，IPE天然气、动力煤价格分别涨至213便士/色姆、230美元/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较2020年同期的涨幅分别高达445%、299%。Brent、WTI原油价格也双双快速上涨至82.4、79.4美元/桶的历史高位，分别较1年前上涨92.6%、90.1%。
数据来源：Wind
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的三次石油危机开始，能源危机这个幽灵常常会袭扰世界，给所有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打击。
但很少有人去思索危机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危机危机是“有危也有机”。
以这场能源危机为例，没人知道危机最终又会以怎样的力度再次给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后果，是陷入滞涨、还是经济下滑，亦或是军事冲突。
站在当下，未来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可预测。
不过有一点非常清醒，危机的背后往往也隐藏着机遇。这种机遇是新的能源对旧的能源的逐步取代，甚至产生颠覆性变化，历史上俗称“能源革命”。
从木炭到煤炭，再到油气，再到如今的新能源，表面上是人类获取能量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背后却藏着一条大国崛起的路径所在。
1.能源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血液，是国之动脉
能源到底意味着什么，生活在21世纪未曾经历短缺的人或许没有那么感同身受。如果不是这个冬天，全世界都缺能源，我们依然不会去关注。
毫不夸张地说，能源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血液。想象一下，身体如果没有血液流通，人会怎么样？没错，死亡便会立即到来。
现代工业社会，如果丧失了血液又会如何？
如果没有煤，将无法发电，没有电，夜晚的城市将一片漆黑，工厂不能运转；如果没有石油，汽车不能跑、飞机不能飞、轮船不能开。总之，没有能源，人类的工业社会就将停滞，经济开始崩塌。
从发展角度看，能源革命就如同人体血液流通一般重要，往大了说是推动人类从原始落后文明演进到现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力量。
回顾人类社会，能源利用方式先后经历了从“木柴向煤炭”、从“煤炭向油气”、从“油气向新能源”的三次重大革命性转换：
第一次能源革命中，能源的生产从木材转向煤炭，动力装置是蒸汽机，主要应用和交通工具是火车；
第二次能源革命中，能源生产从煤炭转向石油、天然气，能源载体是汽油、柴油，动力装置是内燃机，而应用和交通工具是燃油汽车；
第三次能源革命中，能源生产从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包括光伏、风电、水电、核电等，能源载体是电、氢、储能等，而应用和交通工具是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
革命是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到另外一个阶级的暴力运动。当然了，在能源革命的历史中，运动往往没有这么剧烈，但也足以深刻改变原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大国崛起的发展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政经格局。
历史就在眼前，它们是那么清晰，又那么警醒世人。
凡是能够抓住新一轮能源革命与产业革命机遇的国家，往往就会顺势崛起，从而导致大国竞争格局发生颠覆性变迁。如同煤炭之于英国，石油之于美国。
“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崛起，表面上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技术进步，背后则是基于煤炭能源体系支撑，充分释放出以蒸汽机为代表的能源革命的潜能。
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了“蒸汽时代”。
随着汽船、火车以及舰船的运行，人类进一步发展对更高效的能源提出迫切需求，而这一时期的英国率先实现了向煤炭能源供给体系的转变。1820年至19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由1700万吨增至2.25亿吨，增长超过13倍，经济总量增长约7倍，最终成就了“日不落帝国”的荣耀。
时间轴往后拨，当了一百多年“老大”的美国崛起则是利用了从煤炭能源转向石油能源的资源禀赋。
1913-1959年，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煤炭资源枯竭危机，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争夺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连续爆发。
在此期间，美国基于自身大量的石油资源储备，完成了向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供给体系的转变。由于石油本身物理性能的优越，直接推动了汽车的普及、飞机的商用、化工工业的大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变迁。随着二战结束，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整个西欧的总和。
这就是历史上能源革命支撑大国崛起的关系。
2.能源动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对于中国来说，现在面临的时代大背景即是全球第三次早已徐徐展开的新能源革命，我们能否以史为鉴乘势崛起，挑战不可谓不少。
一方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全球能源市场大幅波动危机仍将持续，国际能源格局正在出现深度调整，同时能源技术将加速变革助力疫情后全球经济绿色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在对中国打起“贸易牌、科技牌、金融牌”后，正在打出“能源牌、气候牌”。欧盟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复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欧、美等发达国家推动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引起的国际经贸规则新变化必将对中国深度参与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能源科技基础理论薄弱环节更为突显，“卡脖子”技术问题更加突出，低碳技术体系建设困难重重。
因此，中国要实现碳中和“3060”目标，可以说是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战斗任务。中国比西方更亟需这样一场在能源领域不被“卡脖子的革命”。
往小了说，中国需要降低能源成本。
自2008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量便一直居于世界首位，经济增速名列前茅且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0%左右。经济快速发展伴随着巨大的能源消费需求，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1417万亿焦耳，是第二名美国消费量的1.5倍，是欧洲国家消费量的1.7倍，是余下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前十国的总和。
其中，2019年我国原油表观消费量达6.96亿吨,同比增长7.4%,增速较2018年加快0.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为1.64万亿人民币，天然气进口金额为0.29万亿元。显然，基于我国现有需要大量进口的能源结构，如果不及时调整能源结构，预计2030年进口额将达到10万亿元。能源转型迫在眉睫。
往格局大点说，中国需要维护能源安全。
我国能源结构有着明显“富煤、贫油、少气”的特征，虽然煤炭资源丰富，但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远远落后于消费量，长期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
2020年石油消费量达到7.02亿吨，较2014年上涨35%，同时进口量也上涨50%至5.42亿吨，对外依存度为77.21%。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为3250亿立方米，较2014年上涨72.8%，进口量同期上涨135%至141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由31.9%上升至43.49%。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对我国能源安全形成了严重威胁。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中国的能源大动脉必须紧紧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成为未来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重心，关键在于快速迭代核心技术。未来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并不在于地缘政治，也不在于能源储备的多寡，而在于清洁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加快新旧能源切换步伐。
可以这样说，能源领域是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抓手。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前瞻产业研究院院长徐文强建议可以从三个路径展开产业机遇的探索与投资：
第一，是科技创新，我国实现碳中和的最主要手段；
第二，是经济转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中国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的一项必要举措；
第三，重中之重还是能源革命，促进经济主体由使用化石能源转为选择清洁能源，并且增加碳捕集、碳封存、碳利用等方面的创新能力，增加森林碳汇、海洋碳汇、土地碳汇等开发模式与投入。
对于中国而言，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虽然道阻且长，但若能尽早在国际低碳技术的大潮中抢占身位、赢得先机，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以及成功实现罗杰斯所说的“属于中国的21世纪的大国崛起”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