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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以下简称“方案”）。2017年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启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面落实《方案》任务要求，推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作动员部署。
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实现碳减排行动的社会效率最大化；并与社会经济全方面的低碳转型和碳减排行动，共同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而低碳经济，则产生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其核心是以温室气体低排放、经济高增长为要素的经济形态，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2016年9月，我国正式批准实施《巴黎协定》，承诺以2005年为基准，至2020年将碳排放强度降低45%，2030年降低65%。而中国也已经开展了诸多实践，努力推进碳减排，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转型。
我国低碳经济实践，包括改善能源结构、推广低碳技术、发展低碳产业和建设碳排放交易体系等方面。低碳产业方面，我国在新能源电力产业、低碳交通领域、重点行业的低碳节能升级、环保产业和资源循环利用以及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等方面，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同时，通过参与清洁发展机制、七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以及2017年12月启动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在碳交易方面也开展了诸多探索。
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依赖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并紧追新兴产业技术发展浪潮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并实现全社会的绿色消费。
近年来，绿色经济、绿色发展等理念日益得到社会各界重视，不仅在政府宏观政策层面，具体企业微观经营层面也得到相应体现，如资本市场上活跃的绿色融资行为等。实现绿色经济发展，将包括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的变革，而典型的绿色经济，包括了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这三者各有侧重，亦存在一定的交叉。本研究主要针对低碳经济展开。
一、低碳经济发展背景：全球气候变化
化石能源大量消耗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日益升高，所引发的气候问题使得低碳经济之路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选择。
从工业化（1875年）开始到现在，全球升温已近1℃，并带来了全球气候变化，进而引发全球变暖、极端气象等各种生态问题与气候问题日益多发，造成全球性生态环境和气候问题，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全球升温的主要原因是过量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源自能源、废物处理、林业、农业、牲畜和工业过程部门，其中又以化石能源燃烧和工业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构成全球温室气体增长的主要来源。目前，温室气体的构成主要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烃（HFCS）、全氟碳（PFCS）、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五氟化硫三氟化碳（SF5CF3）、卤化醚以及《蒙特利尔议定书》未涵盖的其他卤烃等[1]，其中二氧化碳和甲烷对温室效应的贡献占全部温室气体贡献的比重最大，合计达到75%以上。我国目前统计的温室气体主要包括前六种。
目前评估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量、碳排放交易配额或减排量，通常以吨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当量（CO2e）为单位计量。二氧化碳当量为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一氧化二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氟化硫及三氟化氮等气体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lobalWarming Potential，GWP），也即各种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对应于相同效应的二氧化碳的质量。
2014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五次评估报告（AR5）指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是明确的，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很有可能（95%）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3]。
20世纪末至今，国际社会相继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碳减排政策，如附件表一所示。低碳化的经济发展之路应运而生，并逐步被世界各国认可并付诸实施。
二、低碳经济的概念：低排放、高增长
以温室气体低排放、经济高增长为核心要素的低碳经济形态，将可推动实现绿色发展。
2003年2月，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白皮书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表示英国将在2050年将其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排60%，从根本上将英国变成一个低碳经济的国家；同时，该白皮书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即经济增长建立在低碳高增长基础之上。国内外众多学者已验证了低碳排放与经济高增长可以共存。
在界定“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这两个概念时，我国有学者[1]指出低碳经济与低碳发展是互补统一的关系，低碳经济侧重指经济发展的形态，而低碳发展侧重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发展目标是实现低排放、高增长。低碳转型过程具有阶段性特征，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制于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等多种驱动因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报告曾指出，低碳经济是一种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经济形态，旨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降低到一定的水平，防止各国及其国民受到气候变暖的不利影响。
此外有学者在论证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时，提出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模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在能源利用层面，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能优先，同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化石能源低碳化；在制度层面，开展低碳技术开发与研究，确立国家碳交易制度。
当然，在考虑世界各国所处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后，低碳经济并没有统一的范式。我国到21世纪中叶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社会发展目标，决定了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经济建设和后工业化转型发展的阶段，而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能源和资源的消耗。虽然需要投入资源与能源，但我们可以通过降低能源消耗强度来实现温室气体的低排放的同时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也就是提高碳生产能力。基于现有技术与政策，我国可以实现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
三、低碳经济的实现路径：减排与交易
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依赖于社会经济全方面的低碳转型和碳减排行动，同时通过碳排放权交易，实现碳减排行动的社会效率最大化。
低碳经济的实现，需要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开展切实有效的碳减排行动；同时，从全社会或者全球实现最大减排效率的角度，则需要建立起“总量控制-交易”（Cap& Trade）的交易制度体系，允许减排技术先进者获得资金回报，也促进减排成本高昂的国家或单位降低减排成本，并促使其逐步提升技术水平。
（一）碳减排行动
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实现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需要付出各方面的减排行动和努力。根据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部门，具体可推动的低碳行动，需要包括下述各个方面的行动。
- 低碳能源：增加清洁能源的占比，减少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生产尤其是传统火电生产的效率，并建立一次能源和电力生产的碳排放信息管理和信息披露系统；
- 低碳城市与低碳建筑：推动城市增加低碳能源的使用率，提高燃气普及率，提高城市绿化率，提高废弃物处理处置率；推广低碳建筑和绿色建筑，提高建筑的能源利用效率，推广使用节能电器和保温住宅，建立各类型建筑的能源管理系统；
- 低碳交通运输与物流：推广公共交通，推行轻轨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提高公交出行比率，鼓励民众骑行和乘坐公共交通，增强低碳出行意识，制定和规范小客车碳排放标准；优化发展减排型物流路线，推广智能分拣、综合调度等技术应用，提高物流效率；
- 低碳产业：推动产业技术革新与升级，减少能源消耗，降低物料消耗，减少相关环节的温室气体排放，实现碳排放产品或工序的信息公开，推动产品碳标识等信息公示；
- 低碳企业：统计、核算并公布企业碳排放信息，制定减排规划，提倡企业减排的社会责任，向公众披露企业的碳减排信息；
- 低碳商品服务与低碳消费市场：鼓励具有碳标识的产品进入市场，推动低碳商品的消费、交易和进出口贸易；提倡低碳旅游、低碳餐饮等服务；鼓励居民选择低碳消费；
- 低碳技术研发与推广：推动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各领域低碳技术的研发，开发经济可行的碳捕捉和储存技术，并推广相关技术的使用经验；
- 增加碳汇：退耕还林还草，恢复植被，增加森林覆盖面积，增加林木蓄积量，适度支持可持续开发的林业。
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努力，各国均可以建立既能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可获得经济增长机会的社会经济体。
（二）碳排放权交易
虽然碳减排是全球各国均应当积极参与的实际行动，但是受限于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能力的差异，各国所开展行动的有效程度以及实际碳减排量将会出现较大的不同。因而从提升全球碳减排行动效率的角度，《京都议定书》设定了碳排放交易机制。
《京都议定书》针对国家或区域间的碳排放权交易而搭建的交易机制，具体包括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Implementation，JI）和国际排放交易机制（InternationalEmission Trading，IET）三种。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是附件一缔约方（主要为发达国家，以下简称附件一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通过项目实现“经核证的减排量”（CertificationEmission Reduction，CER）；联合履行机制则是附件一国家之间基于项目型的合作与交易，实现“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Reduction Unit，ERU）；国际排放交易机制则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相互交易“碳排放配额”（AssignedAmount Units，AAU），即超额完成减排的国家的富余配额可出售，转让方配额上扣减相应的交易额度。
除了《京都议定书》创造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之外，为促进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部分地区和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作为低碳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交易已经在多国付诸设施，截至2017年末，全球预计将有19个碳排放交易体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ropean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ETS[1]）、英国排放交易体系（UKEmissions Trading Group，UK-ETG）、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Climate Exchange，CCX）和澳大利亚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 of Australia，NSW）温室气体减排体系。由于美国及澳洲均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所以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易制及英国排放权交易制是国际性的交易所。目前，EU-ETS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运行经验最为丰富，也是最大的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体系，占到欧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2，另一重要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北美CCX。
在EU-ETS市场中，交易的产品主要是EUA（EuropeanUnion Allowance，欧盟碳排放配额）和CER，成交价格及成交量如下图所示。自2013年后，欧盟不再接受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新批准的CDM减排量指标。
如同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一样，碳市场中的价格也主要取决于供需关系。在欧盟，当经济景气时，社会需求带动企业高负荷生产，因而对碳配额等产品的整体需求上升，推高碳价。排放权交易配额初始供给及最终需求皆来自政府。交易期初政府依据减排目标确定配额发放总量。企业根据自身的减排决策形成的二级市场的供需，但政府配额总量通常不受价格影响其供给，而企业实际排放和减排行动成为市场中唯一的变量。
欧盟碳市场在二期（2008-2012年）以来，引入配额跨期存储机制，允许企业在二期获得的EUA及部分CER/ERU存储到三期（2013-2020年）使用。然而，CER与一般商品市场中的互补类替代商品不同的是，CER相对于EUA的替代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当EUA供应不足，价格上涨时，将带动CER价格上涨，CER供应增加；但当EUA供应过量时，CER价格的下跌却不能引起供应的减少。显然，当配额市场供大于求时，CER必然下跌。配额EUA的供给总体上不稀缺甚至量很大，这样的情况也能一定程度上解释2013年前后市场价格的暴跌。因而从排放权交易理论的角度，以及参考欧盟市场的经验，碳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的引导及扶持，政府在碳市场的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及时学习、评估、调整是十分必要的。
四、我国碳排放情况
伴随我国快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国碳排放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人均碳排放量也高于世界人均水平，单纯依靠大量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发展不可持续，我国需要发展低碳经济。
根据国家官方编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2005年中国的各类别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74.67亿吨，其中能源活动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达到57.69亿吨，占到全部温室排放比重的77.25%。目前，我国正编制第三次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尚未正式发布2005年之后的温室气体清单。2016年9月我国正式批准实施《巴黎协定》，承诺以2005年为基准，至2020年将碳排放强度降低45%，2030年降低65%。
根据我国2000年~2015年的能源消费数据，中债资信测算我国能源消费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如下图所示。十五、十一五期间，伴随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的大幅提升，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整体增长趋势较为显著；到十二五期间，随着我国调整产业结构、改善能源结构和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以及社会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幅度渐趋平缓，其中2015年比2014年的排放量有小幅的下降。
此外，根据2017年7月5日，《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7年）》（中文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201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第二年下降，降幅为0.7%；同时，煤炭虽仍是中国能源消费中的主要燃料（占比为62%），但是其产量下降7.9%，创下自该年鉴1981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
国家《“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目前各省区均有2020年相应的减排目标。根据各地的碳排放现状，完成即定碳减排目标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