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 托洛茨基
说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由刘仁静于1930年代译出，最早收进《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内。
我亲爱的听众：
让我于开始时表示诚实的歉意，因我不能用丹麦语在哥本哈根的听众前面演说，我们不必问听众是否会受损失。至于就演讲者本人来说，他的不懂丹麦文使他没有可能直接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的生活和用原文读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这是一大损失。
我所恃以传达意见的德文是丰富而有力的。然而我的德文程度颇属有限，而且要讨论复杂的问题，只有用本人母语才有所需的自由。所以我必须预先请听众原谅。
我第一次到哥本哈根是参与国际社会党大会，我所带走的是贵城市的最可爱的回忆。但那是二十五年以前。在那以后，在松德峡（Ore-Sund）和在峡湾（Ejords）中的水已有不少改变，而且不仅是海水有改变。战争打断了旧的欧洲大陆的脊梁。欧洲的河海已洗去了不少的血。人类，尤其是欧洲的人类，已受过严重的考验，已变得更忧郁与更残酷。每一冲突都变得更激烈与无情了。世界已走进大变化的时期。其最极端的表现便是战争和革命。
在我开始讲我的本题，俄国革命以前，我认为我应该对于这一会议的组织者，即哥本哈根社会党的学生团体，表示谢意，这是一政治的反对者之感谢。自然，我的讲演是为了历史科学的而非政治的目的。我要从一开始着重这点。但是我们不能在说到产生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时，没有政治的立场。我现在讲演时与我过去参加革命事变时，是在同一的旗帜之下。
大战以前，布尔雪维克的党是属于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战争借款，将这种联系一下子便永久的断绝了，以后即开始了布尔雪维克主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断的与不可调和的斗争时期。但这是否说这一集会的组织者请我讲演是做错了呢？关于这一点，听众只能在我讲演之后下判断。为了说明我之接受此可感的邀请来做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之正当，让我指出以下的事实，即是在我三十五年的政治生活中，俄国革命问题是我的兴趣和我的行动之实践的和理论的中心。我住在土耳其的四年主要是致力于俄国革命问题之历史研究。或者这一事实给我以某种权利，希望我至少能部份地帮助不仅朋友和同情者，而且帮助反对者更多了解他们从前所未注意的特点。无论如何，我的讲演的目的是：帮助了解。我不想为革命进行宣传和劝你们加入革命。我想解释革命。
我不知道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神庙中有否一司叛乱的女神！不见得有罢！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将不要她的眷顾。我们将置我们的讲演在Snotra，即司知识的老女神之标识下。虽然革命之为热情的戏剧乃是一活的事变，我们将努力如解剖学家一样的冷静地研究它。假使讲演者因为这样而干燥些，让我们希望听众注意及这一点。
让我们从一些浅近的社会学的原则开始，无疑地你们都知道，但我们在研究像革命那样的复杂现象时，必须在记忆中将这些原则温习一下。
人类社会的历史起源于合作，这是在为生存和为传种的斗争中所需要的，社会的性质为它的经济的性质所决定。它的经济的性质是为它的生产劳动的数据所决定。
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每个大时代，即有一与之相符合的确定的社会制度。每一社会制度，直到现在为止，都是将极大的利益，给予统治阶级。
从以上所说的，我们可以明了每一社会制度不是永久的。他有历史的起源，以后成为对于进步的束缚。「凡是兴起的都应当毁灭」。
但是没有统治阶级自愿地或和平地让位。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基于理智的辩论，永不能代替实力的辩论。这或者是可惋惜，但事实是如此。这一世界不是我们所造的，我们只能就它现在的这样来认识它。
一．革命的意义
革命即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意义。它将政权由一个枯竭的阶级之手移转于正在兴起的别一阶级之手。暴动是两阶级为政权争斗的最尖锐与最紧张的时机。暴动只有依靠进步的阶级（这一阶级能团结压倒的大多数人民于其周围）时，才能达到革命的真正胜利和建立新秩序。
革命与自然行程不同，她是人所干的，靠人力干出来的。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人也是受社会状况的影响而行动，这状况不是他们所自由选择的，而是从过去传下来的，它强制地指出人所必须走的道路。因这理由，也只因这理由，革命必然遵守某一些法则。
但是人类意识不仅被动地反映它的客观状况。它惯于对客观状况作积极的反应。有些时候这一反应带有一种紧张的、热情的和群众的性质。公理与强权之间的障碍被摧折了。群众之积极干涉历史的事变，事实上，是革命的最不可少的要素。
但即使是最激剧的活动也能停在示威或叛乱的阶段，而不升到革命的高度。群众的暴力必须达到推翻一阶级的统治和建立别一阶级的统治。只有那时候才是一整个的革命。一个群众的暴动不是人们高兴即可以在任何时候能唤起的孤立行动。它是在革命发展中，为一客观所决定的原素，正和革命也是社会发展中客观所决定的行程一样。但假如暴动的必要条件已经存在，人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张着嘴等待，如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在人事中有一种浪潮，假使在其高涨时跟随它即可引人发财。」
为扫除已过时的社会制度，进步的阶级必须了解它的时机到了，即以夺取政权为自己的任务。由这里开始是自觉的革命行动的领域，先见与计算要和意志与勇敢结合在一起。换言之，由此处开始便是党的行动的领域。
革命的政党团结进步的阶级之精华。假如没有一个政党能在环境中间随机应变，估计事变之进展与韵律，早些获得群众的信任，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暴动与革命中客观的与主观的因素之相互关系。
二．十月革命之原因
在有思想的人的心中，十月革命提出了那些问题呢？
1. 这一革命是何以并如何发生的？更具体些说，何以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的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胜利了呢？
2. 十月革命的结果是甚么？
3. 十月革命经得起考验吗？
第一问题、关于原因的部份，现在可以多少详尽地回答它了。我已企图在我的「革命史」中详细的回答它，此地我只能说出最重要的结论。
在旧日沙皇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中，无产阶级第一次获得政权的事实，最初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实际它与历史的法则完全符合。人们是能预言它的，而且也有人预言过它。更有甚者，基于这一事实的预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决定的事变之前好久，建立起了他们的战略。
最初与最一般的说明是：俄国是落后的国家，但只是世界经济的一部份，只是资本主义世界系统中之一原素。在这意义上说，列宁已用这一金玉的公式打破了俄国革命之谜，「锁炼在最弱的一环破裂」。
一个粗略的说明：大战为世界帝国主义矛盾之结果，他将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卷入漩涡，但对于一切参加者均作同样的要求，很明了的，战争的负担，对于最落后的国家更其不可忍受。俄国是第一个被迫脱离战场的。但是要退出战争，俄国人民须推翻其统治阶级。这样，战争的锁炼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
再者，战争并不是像地震一样的，从外面来的灾难，而是如老克劳则维次（Clausewitz）所说，是政治用别的手段之继续。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帝国主义系统在和平时代的主要倾向只是表现得更加粗野。一般的生产力愈高，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愈紧张，对抗愈尖锐，军备竞争愈疯狂，如此则对于较弱的参加者愈困难。正因这理由，落后国家在崩溃之顺序中占第一位。世界资本主义的锁链永久是倾向于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的。
假使，由于例外的或异常不顺利的环境之结果──让我们说，外来的军事干涉成功，或苏维埃政府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资本主义又在这无限广阔的苏维埃领土之上兴起了，与他在一起必然也兴起它的历史的不合宜，这样的资本主义，其自身将很快成为那些引起一九一七年爆裂的同样矛盾的牺牲品。假使俄国身上没有怀着革命的孕，就不会有策略的药方能唤起十月革命性之存在。革命党就其最后的分析说，只能尽产婆的作用，他不得不诉之于剖腹产子的手术。
有人或者会回答说：「你的一般意见固可以适当地解释，旧俄国何以必须有触礁之厄，因为它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和在贫穷的农民头顶上加以寄生的贵族与腐败的帝制的国家。譬喻这是锁链在其最弱一环的破裂，还不能提供解释真正的谜的钥匙：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能在落后国家胜利呢？历史上尽有这样的例子，旧的阶级崩溃，可是找不出进步的继承者来代替它们，于是国家与文化也衰败了。旧俄国的崩坏，在第一眼看来，多半应当将国家变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而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一反对意见是极有趣的。他直接引我们到整个问题的中心。然而这一反对是错误的；我可以说，它缺乏内在的均衡。一方面，它从夸大俄国之落后的概念出发；另一方面由于在理论上错误地了解一般历史落后的现象。
生物，连人在内，自然依他们的年龄通过相似的发展阶段。一个常态的五岁儿童的重量，身体各部的大小和内部的器官是有一种相称的。但当我们研究及人的意识时，情形就不同。心理学与生理学、解剖学相反，无论其为个人的或团体的心理，其特色是异常的吸收力、伸缩力与富于弹性；这即是人之超过于其动物的最近亲属如猿类的高贵禀赋。富于吸收性和弹性的心灵为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对于所谓社会的「有机体」（Organism）（与真正的生物的有机体不同）的内部结构赋予以异常的可变性。在民族与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发展中，既没有甚么相似性，也没有甚么整齐性。不同阶段的文化，甚至是相反的两极的文化，在同一国家的生活内彼此相接近并相互错综。
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落后性是一相对的概念。既有落后的与进步的国家，即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有进步国家对于落后国家之压力，落后国家即有赶上进步国家的需要，借用他们的技术、科学或其它。这样即产生了综合的发展之形态：落后的诸特点，与世界的技术与世界的思想之最新的发明相结合。最后，历史上落后的国家，为了脱离他们的落后状态，常常被迫要跑到各国的前面。
社会意识之伸缩性，使它在某些条件下，能在社会领域内完成在个人心理学中所称为的「克服自卑意识」的结果。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俄国人民用以克服他们自己低劣的经济和文化的英勇手段。
但是让我们不要谈这些历史哲学的，或者有点太抽象的原则，而以具体的形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即是，在活的经济事实之剖面图中提出问题。俄国的落后在二十世纪之初表示得最明显：工业比较起农业来，城市比较起乡村来，无产阶级比较起农民来，在国内都占很小的比例。整个来说，这是全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下。我们只须说，在大战前夕，当沙皇的俄国达到了其幸运之顶点时，全国的收入比美国低八倍至十倍。这是在数字上表示出来的它的落后之广度，假使我们对于落后也可以用广度两字。
同时，综合发展的法则，在经济领域中，每一步，无论是在简单和复杂的现象中都表现其自己。俄国在几乎没有官道时就被迫修铁路。没有经过手工业与制造业的阶段，直接过渡到机械化的生产。跳过中间阶段是落后国家的命运。
当农民的农业停在十七世纪的水平时，俄国的工业，假如不是就范围，至少就形态说，立在进步国家的水平上，并在几方面跑过它们的前面。我们只需说，美国有一千以上雇员的大企业，所用工人共占产业工人全数不到百分之十八，而在俄国则占百分之四十一以上。这一事实与对于俄国经济落后的习惯的概念是很难调和的。但另一方面，它不能驳倒有关落后的说法，而是辩证地补足它。
俄国阶级的结构表示出同样的矛盾性质。欧洲的财政资本将俄国经济迅速地工业化。由此工业资产阶级带有大规模资本主义的和反民众的性质。而且外国的股票所有人住在俄国以外，另一方面，工人则自然是俄国人。所以在数量很弱的，没有民族根基的俄国资产阶级之前，立着一较强的无产阶级，在人民深处有其强固的根基。
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更为以下的事实所促进，即是俄国为一落后的国家，在其被迫赶上其对手时，无论在社会和政治方面都没有来得及变成保守的。欧洲的实际也是全世界的最保守的国家，而且大家认为是正确的说法──正是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最没有保守主义的欧洲国家，多半即是俄国。
但是幼稚的、新鲜的、坚决的俄国无阶级还只构成国民的极少数。它的革命力量之后备军在无产阶级自身之外，即在生活在半农奴状况的农民与被压迫的民族中。
三．农民问题
革命的底层是土地问题。旧的封建帝制制度，在新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情形下，变得加倍的不能忍受。俄国农民的耕地约有一亿四千万俄亩，但是三万大地主，平均所有约在二千俄亩以上的，共有七千万俄亩，即是说，和一千万农户，或五千万农民人口所有的一样多。这些土地所有的统计，构成农民暴动的现成的政纲。
贵族波科尔金于一九一七年写信给最后一次的市议会议长劳强可爵士说：「我是一地主，我想不出何以我必须失去我的土地以供社会主义学说的试验。」但是革命的任务正是在完成统治阶级所想不出的。
一九一七年的秋季几乎全国成了农民暴动的舞台。旧俄的六百四十二省中，有四百八十二省即百分之七十七受这运动的影响。乡村的焚烧之火照耀着城市暴动的战场。
但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你们将回答我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而非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典型原素。
绝对的正确，我回答──过去的确如此。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落后国家之不能生存，正为这事实所表示，即农民暴动不能推动俄国的资产阶级前进，而是相反地推动他们走进反动的阵营。假使农民不愿意完全破产，则他除了与工业无产阶级携手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两个被压迫阶级之革命的携手，是为列宁的天才所预见，并为他在很久以前所准备的。
假使资产阶级能勇敢地解决土地问题，俄国无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显然不能拿到政权。但是贪婪和怯懦的俄国资产阶级，出现在舞台上太迟，出现以后，很早就衰老了，不敢举起手反对封建财产。因此它将权力交给了无产阶级，并连带将处分资产阶级社会的命运的权利交给了它。
所以，为了苏维埃国家之能诞生，必须两个历史性质不同的因素合作：农民战争，即是成为资产阶级发展黎明期的特征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暴动，即是宣告资产阶级发展的衰落的运动。这便是俄国革命的综合性质。
一旦农民之熊以它的一双后足站起来时，它的愤怒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它不能给它的愤怒以自觉的表现。他需要一个领袖。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暴动的农民在无产阶级身上找着了忠实的领袖。
四百万产业和运输工人领导了一万万的农民。这是革命中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相互关系。
四．民族问题
无产阶级的第二个革命后备军为被压迫民族所构成，他们的大部份也是农民。与俄国的历史的落后紧相连系着的是国家发展的广袤，它从莫斯科的中心扩张到外围，像脂肪的斑点一样。在东方它奴役比它更落后的民族，以它们为基础，以便窒息西方的更发达的民族。在七千万主要的大俄罗斯人口之外，逐渐加上了「别的民族」共九千万人。
帝国即是这样兴起的，在其成份中，统治的民族只占百分之四十三，其余的百分之五十七是文明的程度与法律上被剥夺的程度互不相同的各民族。民族的压迫在俄国比在邻近国家──不仅西方边境以外的国家，而且也是东方边境以外的国家──要无比的粗野些。这给民族问题以可怕的爆炸力。
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以及在土地问题上的主张，都不外在压迫的与暴力的制度中做些改良。密留可夫和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反映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利益，他们在存在的八个月中，只是加速自己在不满的民族中这样的印象：「你们要得到甚么，只有用暴力去夺取。」
列宁早已注意离心力的民族运动发展之必然性。布尔雪维克的党，若干年来都为民族自决权，──一直到完全脱离的权利──作顽强的斗争。只有这一在民族问题上勇敢的立场，俄国无产阶级才能渐渐获得被压迫民族的信仰。民族独立运动以及农民运动必然变得反对官式的民主主义，巩固无产阶级，并流入十月剧变之主流。
五．不断革命论
这样，历史上落后国家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之谜，失去了其神秘之罩。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早已在事变前好久，预言了革命的前途，和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请允许我在此引述我自己在一九零五年的著作之一段：
「在经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
「俄国革命创造出一些使政权能够（假使革命成功则必须）转移于无产阶级的条件，甚至于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没有得到机会充分展开其统治才能以前。
「农民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的命运……与整个革命的命运连系在一起，即是说，与无产阶级的命运连系在一起。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将在农民之前表现其为解放农民的阶级。
「无产阶级以国民的革命代表，以人民在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野蛮主义斗争中公认的领袖资格加入政府。
「无产阶级政制，将从一开始，即主张解决与俄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命运有关的土地问题。」
我冒昧地引了这些话以证明我今日所呈献的十月革命理论不是偶然的仓卒编制，不是事后在事变的压力下造出来的。不是的，就其政治预测的形式说，它在十月革命之前有好久。你们一定同意，理论之有价值，只因其帮助人预见发展的行程和有目的地去影响它。一般的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辨别社会与历史的方向之最可贵的武器的地方。我很可惜因讲演的有限时间，不许我大事发挥以上的引语。所以我简略地概括一下从一九零五年开始的全部著作，即可以满意了。
依照其直接任务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是反对革命的，所以革命的胜利只有成为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有可能。但是胜利的无产阶级将不停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纲，它将走到社会主义的政纲。俄国革命将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
这即是在一九零五年我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此后即在「托洛次基主义」名义下被人们最严厉地批评。
更精确些说，这只是这理论的一部份，其另一部份特别适合于现在时机的，是说：
现在的生产力之增长早已超过了国家的界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国家的界限内成立。无论孤立的工人国家的经济成绩如何大，「一国社会主义」的纲领终归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只有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欧洲联邦，以后是世界联邦，才是谐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园地。
今日，在事变的证验以后，我更看不出放弃这一理论的理由。
六．布尔雪维克党
有了以上所说的话，我们还值得提及一个法西斯作家马拉巴特（Malaparte）吗？他把离开战略而独立的策略的想法归之于我，据说这种策略相等于一堆暴动的技术方法，可以应用于一切经度和纬度。幸而，这一不幸的政变论家的名字使我们很容易将他与政变的胜利的实行家分别出来；所以没有人会冒将马拉巴特与邦拿巴特（Bonaparte）混合的危险。（注）
注：按此处系名词游戏。邦拿巴特即拿破仑，法文原意为好运气，而马拉巴特则原意为坏运道。──译者
没有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武装暴动，苏维埃国家将不能存在。但是暴动自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十月革命必须有一系列历史前提。
一．旧统治阶级──贵族、帝制、官僚之腐朽。
二．在人民群众中没有生过根的资产阶级之政治软弱。
三．农民问题之革命性。
四．被压迫民族问题之革命性。
五．无产阶级之重要的社会份量。
在这些有机的先决条件之外，我们必须加上某些最重要的当时形势的条件：
六．一九零五年革命是一伟大的学校，或者照列宁的话说，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预演。苏维埃之为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不能代替的组织形式，是第一次在一九零五年创造出来的。
七．帝国主义战争将一切矛盾尖锐化，将落后群众从他们的消极状况中拯拔出来，这样准备了大规模的巨变。
但上述一切条件，在造成革命的爆发上是十分充足的，却不足以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为这一胜利更需要一个条件：
八．布尔雪维克的政党
当我列举这条件为这一串中最后的条件时，我只是因为它跟随逻辑秩序的必要，而不是在重要的次序上认其为最次要的。
我完全不是这样想。固然，自由资产阶级能不参加斗争而取得政权，且不止一次的这样取得了政权，它有攫取胜利的机体，这些机体异常适合于这目的。但是工人阶级的地位不同，他们长久是习于「予」，而不习于「取」。他们劳动，尽可能地长久忍耐、等待希望，接着失去了他们的忍耐，起来争斗，然后是死亡，将胜利交给别人。他们为人所叛卖，于是垂头丧气，又埋首劳动。这是人民群众在一切政制下的历史。为了稳固而确实地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中，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政党，其思想之明了和革命的坚决要比别的政党超越多多。
布尔雪维克的政党曾不止一次地并完全适当地被人描写为人类史上最革命的政党，它是俄国近代史的活的结晶，俄国史中一切活的东西都在里面。推翻沙皇早已成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为解决这一任务所需要的力量还不够。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知识分子想使农民站起来。农民不能将自己的贫苦与他的目的概括起来，不理会知识分子向他的呼吁，知识分子以炸弹武装自己，在这斗争中烧掉了一整代的人。
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亚力山大．乌利扬诺夫进行了最后一次大恐怖阴谋。暗杀亚力山大第三的企图失败了。乌利扬诺夫和别的参加者被处了死刑。以化学制成物来代替革命阶级的企图触了礁。甚至最英勇的知识分子，没有群众，也算不了甚么的。在这些事实与结论的印象之下，乌利扬诺夫的兄弟，以后的列宁，长大起来，这是俄国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即在他的幼年时，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面向无产阶级。他一刻也不忽视乡村，他接近农民的道路是经过工人。他从他的革命前辈承继了他们的坚决，承继了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们的愿意斗争到底。列宁早年即成为新时代知识分子与先进工人的老师。在罢工与街头战斗中，在监狱与充军地，工人们受到必需的锻炼。他们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探照灯，在专制主义的黑暗下照耀他们的历史道路。
一八八三年，在亡命者中发生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一八九八年的一次秘密会议，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我们在那些日子都称自己为社会民主党）。一九零三年发生了布尔雪维克与门雪维克的分裂。一九一二年布尔雪维克的小组织最后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
它学习了在斗争中，在十二年的伟大事变中（一九零五──一九一七）认识社会的阶级结构。它教育了干部能出主意，又能服从。它的革命行动之纪律是基于它的学说之统一，基于共同斗争的传统，和基于对它的已证验过的领导之信仰。
这是一九一七年时党的情形，它为官式的「舆论」所轻视，知识分子报纸如打雷一般的攻击它，它使自己适应于群众的运动。它坚固地将工厂与军营中的力量保存在自己的手中，农民群众愈益倾向它。假使我们了解的国民不是有特权的头目，而是大多数的人民，即是说，工人与农民，则布尔雪维克主义在一九一七年的进程中，是一真正的俄国国民的党。
一九一七年九月，被迫藏匿起来的列宁，发出信号：「危机成熟了，暴动的时间走近了。」他是正确的。统治阶级在战争、土地与民族解放的诸问题方面都走进了死巷。资产阶级最后丧失了它的头脑。民主的政党──门雪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将群众对于它们所残余下来的一点信仰都浪费于拥护帝国主义战争，浪费于和资产阶级与封建财产所有者无效的妥协与让步。已觉醒的军队再不要为帝国主义的异已的目的而战争。不顾民主派的忠告，农民们纵火把地主从庄园里赶出去了。在边区的被压迫民族起来反抗彼得格勒的官僚。在最重要的工兵苏维埃中，布尔雪维克都占上风。工人和兵士们要求行动。溃疡是成熟了，它需要开刀一割。
只有在这些社会与政治的条件下，暴动才是可能。而且这样它也变成不可免。但是我们不要玩弄暴动。正如用刀的医生一不留心即应倒霉。暴动是一种艺术。它有它的法则与规则。
党以冷静的计算和火热的坚决实行了十月暴动。由此它几乎没有牺牲而获得胜利。布尔雪维克经过苏维埃的胜利，得以领导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家。
我假定现在听讲诸君的多数，在一九一七年时还完全没有从事过政治。这更好。在青年人的前面会有许多有趣的虽非很容易的事情。但在座的有老一代的人，一定记得布尔雪维克的夺取政权被人如何看待：当作奇闻，当作一次误会，当作一件丑事，最普遍是当它为一梦魇，在黎明的头几道光线发出时，一定会消失不见的。布尔雪维克将维持二十四小时、一礼拜、一个月、一年。时间须不断延长。……全世界的统治者武装着自己以反对第一个工人国家，国内战争被挑动起来，干涉以后继以干涉、封锁。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然而在此期间历史已登记了苏维埃政权十五年的存在。
七．十五年的苏维埃政制
反对者会说「是的，十月的冒险已表示它比我们许多人所想的结实得多。或者那也不是甚么冒险。然而以下的问题仍然保存其力量：用这样的高价完成了甚么？布尔雪维克在革命之前夕所宣告的那些耀人眼目的任务已完成了没有？」
在我们回答这些想象的反对者以前，让我们说：问题本身并不新鲜的。恰恰相反，它紧跟着十月革命的脚跟，从它的诞生日起即已发生。
法国新闻记者阿涅在革命时正在彼得格勒，早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写道：
「最高纲领派（法国人那时称布尔雪维克的名称）已取得了政权，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向自己说，我会看见对于我们应允了这多年的社会主义乐园将实现。……多令人羡慕的的冒险！有幸目睹它又是多么得天独厚！」如此类推，在这种讥讽的恭维之背后有如何诚实的愤恨！在冬宫被攻下的那天早晨，反动的新闻记者赶快去订一张票，准备进社会主义乐园。革命以后又过了十五年。我们的敌人们更不客气地表现恶意的喜悦，因为苏维埃国家，即在现在也不大像一般人都有幸福的园地。为甚么要革命和为甚么牺牲呢？
亲爱的听众们！我觉得苏维埃制度的矛盾、困难、错误与需要，我明白得并不比别人坏。我个人无论在文字与演说中从未隐藏过。我过去相信，现在仍是这样的相信，革命的政治和保守的政治不同，不能建立在隐瞒上，「是怎样即说出怎样」，必须成为工人国家的最高原则。
在批评中以及在创造的活动中，看到前途是必要的。主观主义是一个坏顾问，特别是在大问题中。时间观念必须与任务而不是与个人的幻想相称。十五年！在个人的生命中这是如何长的时间！在那一时期，我们的一世代有不少人进了坟墓，活着的也加了无数的斑白头发。但是这同一的十五年──在民族的生命中是如何微不足道的时间！只是历史时计上的一分钟而已。
资本主义在与中古时代斗争中需要数世纪以维持自己，以提高科学与技术的水平，建造铁路，扩张电线。以后呢，人类为资本主义投入战争与危机的地狱中。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只许社会主义以十五年时间去在世界上建立天堂和一切现代的设备。我们从未承担这种责任。我们从未定出这样的时期。大变化的行程必须用与它相合的尺度来量它。我不知道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否像圣经上的天堂。我是怀疑的。但是苏联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在那里盛行的情形是过渡的情形，充满了矛盾，肩荷着过去遗产的重负，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压迫之下。十月革命已宣告了新社会的原则。苏维埃共和国只表示出其实现的第一阶段。爱迪生的第一个电灯是极坏的。我们必须知道如何在第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的错误与过失中辨别其将来。
但是那些落在活人身上的不快乐呢？革命的结果能解释其所引起的牺牲之正当吗？这是一无结果的问题，彻头彻尾是修词上的问题（即根本不需要答复的──译注）；好像历史的行程可以允许我们作会计的损益计算书！鉴于人类生存的困难与痛苦，我们也可以同样问：「人生出来是合算的吗？」海涅对于这问题回答说：「只有蠢材等着回答……」。这些愁绪不能阻碍人类之被生与生产。甚至在无比的世界危机的这些日子，幸而自杀也只构成不重要的百分数。但是民族从没有诉之于自杀的。当他们的负担不能忍受时，他们从革命中找出路。此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牺牲者表示愤怒的又是谁呢？往往是那些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开路，讴歌大战，或至少，是那些迎合战争的人们。现在也轮到我们问：「战争是值得的吗？它给了我们甚么？他教训了我们甚么？」
反动的历史家泰因（Hippolyte Taine），在他的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十一卷小册子中，不无恶意的喜悦地描写法国人民在雅各布布宾专政及以后诸年的痛苦。最坏的是城市的下层阶级，平民们，他们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s），为了革命，牺牲了他们的最好分子。现在他们和他们的妻子整个冬夜在面包坊门口排班，回到自己的炉火已熄的家庭去时仍是空手。在革命的第十年，巴黎比革命开始以前还要穷些。泰因用小心选择的，人工地拣出的事实，作为他对革命作死刑宣判的理由。看呵！贫民要做专政者，他们却降落在贫苦的深渊！
我们很难想象比这更平庸的道德说教。首先，假使革命将国家陷于贫苦深渊，我们主要应当责备那些逼人民起来革命的统治阶级。第二，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在面包坊前的饥饿队伍中耗竭自己。整个的近代法国，在许多方面，连整个的近代文明都是由法国革命的浴血中生长出来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在国内战争过程中，牺牲了五十万人。这些牺牲是值得的吗？
从美国奴隶所有者，和与他们在一伙的英国统治阶级的观点看来，是不值得的。从黑人或从英国工人阶级的观点看来，是绝对值得的！从全人类发展的观点看来，这是毫无可疑的。现在的美国以及其无限的实际创造力，它的合理化的技术，它的经济的奋发有为，都是从六十年代的国内战争产生出来的。在美国这些成绩之上，人类将建设新的社会。
十月革命比其任何前辈要更侵入到社会的神圣事物之最神圣的中间去──即侵入社会财产关系中。因此它所需要的时间要更长些，以便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显示革命之创造的后果。但是革命巨变的一般趋势已明了：苏维埃共和国没有任何理由在它的资本主义的控告者之前低头和说道歉的话。
从人类发展的观点上估量新制度的价值，我们必须先回答：「社会进步如何表现其自己？我们如何测量它？」
八．「十月」结算
以最深的、最客观的和最不可争的标准说，进步能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生长来测量。从这一观点，经验已对十月革命作了估价。社会主义的组织原则在历史中已第一次表现其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在生产中记录空前的结果。
俄国工业发展的曲线表现在粗制的指数中如下；以大战前一年一九一三年为一百。一九二零年，国内战争最高点的一年，也是产业中最低点的一年，只有二十五，即占战前生产的四分之一。一九二五年增至七十五，即战前生产的四分之三；在一九二九年约二百，一九三二年约三百，换言之，即三倍于大战之前夕。
若使用国际指数，整个图象更为显着。由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二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降落了一倍半，美国降低了两倍，苏联则增加了四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自己。
我没有意思否认或隐藏苏联经济弱的一面。工业指数的结果异常受农业不顺利发展的影响，换言之，即受那根本还未上升到社会主义方法的领域影响，而这领域未经充足的准备即官僚地而非技术地被引到集体化路上了。这是一大问题，但已超出了我的讲演范围之外。
以上所引的指数需要另一重要的保留。苏维埃工业化的无可争论的、而且就自己说是最好的结果，需要从经济的不同成分之互相配合，他们的动态的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生产能力的观点，再来一下经济的复核。在这方面，大困难，甚至于挫折，是不可免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从五年计划中一产生出来，即已有了完成的形式，像敏诺华（Minerva）从朱庇特（Jupiter）的头上出来，或维纳斯（Venus）（注）从海的泡沬中出来一样。在社会主义以前需要有几十年的坚毅工作，错误，纠正和重整。此外我们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建设依其本来性质言，只能在国际的战场上达到完成。但纵使到现在为止的结果，在经济的损益结算上是最不顺利的，也只能表示最初计算之不正确，计划的错误与领导的错误，但完全不能驳斥在经验上已经确立的事实，即是若得社会主义方法之助，可以提高集体劳动的生产率到空前的高度。这一世界历史重要的成就，是任何人或任何物都不能从我们拿走的。
说了以上的话以后，谅已不必再花时间去回答那种抱怨，说十月革命毁灭了俄国文化。那是吵闹不安的统治王朝和时髦社会的声音。无产阶级暴动所推翻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明」，只是镀金的野蛮主义。俄国的人民固然亲近不到它，它也没有给人类宝库以甚么新东西。
但即使谈到被白军亡命客所痛惜的文化，我们也必须精确地提出问题──在那种意义上说它是毁灭了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极少数人对于文化宝藏之独占被摧毁了。但是旧俄文明中凡属有文化价值的东西都没有被侵犯。布尔雪维克的蛮子既未摧毁心智的胜利品，又未毁坏艺术的创造。恰恰相反，他们小心地收集了人类创造性的纪念碑，以模范的秩序把它们排列好。帝制、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文化现在已成了博物院的文化。
人民热心地参观这些博物院。但他们并不生活在里面。他们学习。他们建设。十月革命教俄国人民，教沙皇的俄国之下的十几种民族读书写字，只这一事实，比整个旧俄温室的文化要高无数倍。
十月革命已建立了新文明的基础，这文明不是为出类拔萃的少数，而是为全体人类。全世界的群众感觉这点。因此他们对苏联的同情，正如他们从前对沙皇俄国之愤恨一样热烈。
亲爱的听众，你们知道人类的语言是不可代替的工具，不仅给事变以名称，而且给它们以估价。在滤去了一切偶然的、枝节的、人工的东西以后，它吸收一切主要的、特色的和非常重点的──试注意文明国家的语言如何细致地分别出俄国发展之两个时代。贵族的文化在世界通用的是如此野蛮的字，如沙皇、哥萨克、Pogrom（烧杀）、Nagaika（鞭笞）。你们知道这些字是甚么意思。十月革命在世界语言中加入的字为布尔雪维克、苏维埃、Kolkhpz（集体农场）、Gosplan（国家计划）、Piatiletka（五年计划）。这里，实用的语言做了历史的最高裁判官。
那伟大革命最深的意义，但也是最难直接测量的意义，是它形成和陶铸了民族的品性。普遍的认识，总以为俄国人民是迟钝、消极、忧伤与神秘的，这不是偶然。它在过去有其根源。但在西方国家直到现在，还未充分注意到革命在民族品性中所起的改变。又怎能不如此呢？
每一个有生活体验的人，都能回忆他所知的某一青年的形象：敏悟的、富感受性的、抒情的，以后突然在有力的道德的冲击之影响下，变成坚强得不可辨认了。在整个民族的发展中，这种道德转变乃为革命所造成。
二月发生了反专制的暴动，然后是反贵族的、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要和平，要土地，要民族平等，接着是十月暴动，推翻资产阶级，也推翻那想与资产阶级妥协的诸党，三年来在五千哩长的前线上的国内战争，封锁、饥饿、贫穷和瘟疫的年代，紧张的经济重建、新困难与刻苦的诸年──这些构成了一个艰辛的但是很好的学校。一个重铁锤可以打碎玻璃，但也能炼钢。革命的锤则锻炼出钢的民族品性。
在革命后不久，一个沙皇的军官，查列夫斯基愤怒地写道：「谁会相信一个看门的人或一个更夫突然变成一个法官，医院的侍者做院长，理发匠做官，伍长做总司令，日工做市长，锁匠做工厂经理呢？」
「谁会相信呢？」他们不得不相信。当伍长击败了将军，当市长──旧日的日工──打破了旧官僚抵抗，车上擦油的人将运输系统恢复，做经理的锁匠将工厂恢复得能工作时，他们除了相信外，别无他法。「谁会相信呢？」让他们且试一试不相信看。
为了解释苏联人民群众在革命年代中始终表示异常的坚忍，许多外国观察家，仍依照旧日的习惯，靠俄国人品性的「消极」来解释。严重的时代错误！革命群众耐性地忍受他们的痛苦，但不是消极地。他们正用他们的手创造一较好的将来，他们不惜任何代价要创造它。让阶级的敌人只试一试将他们的意志，从外面强加于这些忍耐的群众之上罢！但他最好是不要做这种尝试罢！
九．革命在历史中的地位
让我们在完结时，试确定十月革命不仅在俄国史上，而且在世界史上的位置。在一九一七年八个月的期间，两个历史的曲线相交叉。二月革命──即过去几世纪在荷兰、英国、法国，几乎全欧洲大陆领土上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之延迟的回声──它的地位是在一连串资产阶级革命中。十月革命则宣布并开始无产阶级的支配。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在俄国领土上第一次遭到大失败。锁链在其最弱的一环破裂。但破裂的是锁链，不仅是一环而已。
资本主义之为一世界系统已过了时。它已不能实践其主要的使命：增加人的能力与人的财富。人类不能停止于已达到的水平。只有生产力强有力的增加和健全的、计划的即社会主义的组织生产和分配，才能保障人类──全人类──体面的生活标准，同时赋予他们驾驭自己的经济活动的宝贵自由。这种自由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人将不再被迫用一生大部份时间致力于体力劳动。第二，他将不再依赖于市场法则，即，那些在他背后生长起来的盲目的与黑暗的势力。它将自由建立起他的经济，即是，依照着计划，手上有指南针。这次是将社会的形体用爱克斯光线透视，发现其一切秘密，让它的一切功能都受集体的人类的理智和意志支配。在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进展上必成为一新步骤。在我们最初用石斧武装着自己的祖先看来，整个自然界是秘密而又敌视的各种力量之结合。自那时以后，自然科学与实用的技术携手，已将自然的最秘密的深处都光照到了。物理学家用电力装置去判断原子核。科学将容易解决炼金术家的任务──将粪土变为黄金，将黄金变为粪土──那时候已不在远。从前自然界是为妖魔所主宰的地方，现在则为人的工业意志所愈益勇敢地支配着了。
但当人与自然角力获得胜利时，他几乎像蜂蚁一样盲目地建立起他与别人的关系。他缓慢地和最不坚决地去接触人类社会的问题。他以宗教开始，过渡到政治。在长久被僵死的传统所统治的领域中，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第一次的胜利。批评的思想由针对教会过渡到针对国家。与专制主义及中世纪的等级斗争而诞生的主权在民和民权的学说，愈益变得强有力。议会制度即由此而生。批评思想又侵入政府行政的领域。民主主义之政治的唯理主义，是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最高成就。
但在自然与国家之间有经济生活。技术将人从地、水、火、风这些古老原素的专制下解放出来，结果只是将他隶属于自己（技术）的专制之下。人不做自然的奴隶了，却做了机器的奴隶，更坏的是做了供给与需要的奴隶。现在的世界危机特别悲剧地证明：能下沉海洋之底，能上升到平流层的高空，能在电波上与两极的人作谈话的人，这骄傲而勇敢的自然之主宰者，仍是他自己的经济的盲目力量之奴隶。我们时代的历史任务正在于用合理的计划代替未被监督的市场作用；在于驯服生产的力，强迫它们谐合地一齐工作，并顺从地服役于人类之需要。只有在这一新的社会基础之上，人才能舒展他疲倦的肢体，使每个男人及每个妇人，而不仅是出类拔萃的少数，都能在思想领域中变成一个完全的公民。
但这还不是路程的完结。不是，那只是开始。人称他自己为创造之王。它有权利这样称自己。但是谁说过，今日的人，是人的种类中最后和最高的代表呢？不是的，在身体上与精神上，他离开完成还很远，他在生物学上还是不成熟的早产，思想贫弱，又没有新的有机平衡。
固然人类不止一次地产生出思想与行动的巨人，高举在其同时代的人之上，如像绵延的山脉中之高峰一样。人类有权利因为有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达尔文、贝多芬、歌德、马克思、爱迪生、和列宁而自豪。但是何以他们是如此稀少呢？首先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是从上等与中等阶级中出来的。除了极稀有的例子外，在人民的被压迫深处的天才的火花，尚未能爆发为火焰之前即被窒息了。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创造、发展、和教育一个人的过程，过去和现在仍是偶然的事情，未为理论与实践所照耀，不受意识与意志的驱使。
人种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累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类面前提出完成和发展身体与精神的全部任务。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开了诗歌上称为「灵魂」的泉源的盖子。启示了甚么呢？我们自觉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学问的潜水家降到海底，摄取神秘的鱼类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阐发灵魂的最神秘的动力，使这些动力受理智与意志的支配。
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的半制成品。社会主义在另一意义上说，亦将是由必然的领域到自由的领域的跃进，即是今日的人，尽管有种种矛盾，缺乏谐和，但将为新的与更快乐的人类开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