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小编 在前几天的11月11日，中国和美国在联合国格拉斯哥大会上，关于气候变化共同发布了一项《中美联合声明》。
在声明里，双方都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将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能力，考虑各自的国情，来应对气候危机，增强巴黎气候协定。
这条新闻出现了之后，我发现评论分成了3个群体，一部分人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鼓掌叫好就行了；另一部分人只会说中国又赢了，都赢麻了；剩下的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跳进了欧美国家设下的环保陷阱。
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天和昨天分别讲了“碳达峰”、“碳中和”的未来趋势，产业应用和行业代表。
今天这一篇也是我们关于绿色经济系列的结尾，碳达峰到碳中和，是不是西方国家给我们设下的陷阱？中国为什么要高举绿色经济的大旗？
首先，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绿色经济，是不是西方国家给中国设下的陷阱？
我认为从一开始，这是西方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针对中国布置的阳谋。
《巴黎气候协定》最早的前身，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一个决议，叫《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这个公约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全球国家都达成一个共识，是什么呢？
全球气候正在因为人类的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走向变暖，而气候变暖就会导致极端气候变化出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
这也是全球的老百姓所认同的观点。
在这样关系到人类生存的“大义”之下，很多媒体和科学家都在用论文和舆论论证了一个特殊的观点，也可以说事实。
那就是气候之所以变暖，主要是因为温室气体排放过多，所以要控制气候变暖，就要控制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而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工业化进程里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咱们说的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其实就是说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特别高。
那为什么发达国家要在这个事上做文章？
其实不管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他们的工业化进程开展得非常早，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碳达峰。
像狄根思所写的著名小说《雾都孤儿》，这个雾都的背景就是在英国，欧盟早在1980年左右就全面实现了碳达峰。
而发展中国家，就像中国，建设了全球最全面的工业体系，正在工业化进程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就是为了缩小跟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不在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中被剥削。
控制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不就是等于要打断自己的脚，限制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了吗？
所以在1997年，在日本京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大家就吵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协定完成了今天《巴黎气候协定》的核心。
协定约定了四种减排方式：
一、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碳排放权交易”，也就是说，完不成减少目标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碳排放的额度。
二、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是说，算一个国家的实际排放量，要减去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
三、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
四、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就像欧盟内部的很多国家，可以当做一个整体，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就行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碳排放权”。
也就是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金融化了，成为了一个可以交易的商品，具备了价值。
所以到了2009年的《哥本哈根协议》，针对“碳排放权”的矛盾就爆发了。
那个时候，中国加入世贸不到十年，举办了奥运会，和平崛起的路线正在过程当中，而美国遭遇了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变化。
当时的中国是温总理亲自去周旋谈判，而那场会议上，发达国家关于绿色经济的真实目的也就图穷匕见了。
发达国家要求在2006－2050年分配的人均排放权，要达到发展中国家的3-5倍，但是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是发达国家的5倍还要多。
你说，这是不是在利用环保进行经济剥削和压寨？
这也是后来丁仲礼院士在柴静采访中反问的名场面：中国人是不是人？
当然，这个目的是被我们领导层坚决地反对了，从更深层次来说，中国在2009年宣布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国内工业化生产力被大大释放，大量的制造、外贸、建筑企业都是在那个时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环保当然好，我们也热爱环境，但这不能以伤害自身工业体系为代价。
等到了2015年的12月，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共同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不再强迫确定一个碳排放的减少目标，而是每个国家自己定目标，叫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在2020年，我们也正式对全球宣布了30.60两个目标。
30是承诺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不再增长，这就是碳达峰。
60就是承诺在2060年前，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的方式，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的中和。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既然有发达国家给我们埋坑的嫌疑，那么中国为什么还要大力支持，甚至给出了具体时间的承诺，坚决发展绿色经济呢？
第一、绿色经济与供给侧改革目标高度一致。
国内的经济学界普遍都认为2015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新阶段。
为什么呢？
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
我们去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国出现的这种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背离性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不是标准形态的通缩。
所以，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的同时，要改善供给侧的环境，通过改革制度供给，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
也就是说，我们提出了一个供给侧改革的计划，除了企业要继续重视市场需求的变化，还要去除一批落后、过剩的工业产能和僵尸企业，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增强供给对市场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不再让这些低价值、低产出的企业，去凭借人力密集型的优势在市场和供应链上竞争，阻碍那些有科研技术的高附加值企业前进。
在这个目标下，我们再去看2015年通过的《巴黎气候协定》，它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一致性：
改善产业结构，减少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去除落后产能；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企业的发展，为绿色低碳产业提供动力。
总结它们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要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第二、绿色经济是走向大国的必经之路。
老话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中国要实现科技强国、产业崛起、民族复兴，就必须在一些全球共识上跟全世界达成一致。
环保，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共识，更是一个全新的经济领域，《巴黎气候协定》不仅关系到未来数十年地球的健康，更关系到未来数十年地球的经济走势。
我举一个例子，看过我们之前说货币演变文章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作为国际通用的结算货币，美元，目前是通过石油来锚定的。
石油是目前全球工业活动的战略必需品，也是最大的碳排放来源，可以说碳排放权和石油美元本质上是一对竞争对手。
碳排放权崛起的另一面，一定是石油美元地位被削弱。
太阳能、风能这些新能源的发展和推广，会逐步降低我们对石油的依赖，而可能最终的目标，就是打破锚定在石油上的美元霸权。
这一点，全球除了美国之外的主要经济体，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像欧盟就正式宣布了，会征收碳税。
这也就意味着，碳排放权不仅是一个全新的金融市场，更会是打开了全球贸易竞争的新篇章。
所以，没有哪个经济体想要错过《巴黎气候协定》，即使是曾经退了群的美国，也在拜登上台的第一天，第一个签署的命令就是重回《巴黎气候协定》。
因为谁能在碳排放权上掌握主动，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经济格局当中，担任新的领导者。
所以，中国主动参与，主动变革，决心发展与新能源有关的绿色经济，就像是你用阳谋来压我，我以实力碾压，正面应对，把西方国家设计的话剧变成了我们去表现的舞台。
在《零碳社会》这本书中，杰里米.里夫金就大胆预测：
碳泡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到2030年，随着关键行业放弃化石燃料，化石工业文明会迎来崩溃。
也许他的预测是错的，但中国赶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也正想要实现工业脱碳的正循环。
随着一系列的产业结构变革、资本结构变革、能源排放结构，我们的企业也许会在未来迎来因为绿色经济所带来的动荡，以及动荡当中的机遇。
希望每一位都有所认识，而且做好准备。
